忆浦山老师
内容来源: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文章作者:admin 发表日期:2007-10-09 阅读次数:

 


据友人王新说,在沙滩时浦老师就身着中山装、肩挎军挎包接任所长,并到各研究室去过。我已没有这个印象。初次印象是在新建的社科院大楼西大厅,他召集青年人讲话,结尾时说“工作时要拼命干,休息时要好好玩。你们赞成不赞成?”我冲口答道赞成,心想这太对年轻人的心思了。其时大约是1985年,我是统计室副主任、所党委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


不久,成立了以浦老师为组长,罗成熙老师为导师,有余永定、吕亿环、我和石小玉为组员的世界经济模型研究小组,开始了我所建立世界经济模型的研究准备,其结果就是发表于19855 月《世界经济》的《世界经济模型与长期预测》一文。以此为契机,世界经济模型研究,特别是日本的世界经济模型研究成为我主要研究方向。


这年年底,我以40岁“高龄”(突破35岁以下规定5岁之多!)作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外国人留学生到日本佐贺大学经济学部进修14个月。这完全是因为该校学部长长野暹教授和学生课远藤三喜男课长此前的访问中深为浦老师的人品折服而非凡努力的结果,并由此开创了我所与日本佐贺大学长达18年的友好交往之路。此后,不仅李毅等中青年学者、还有王守海老师都通过这一途经,完成了赴日进修、讲学任务。浦老师为我写了推荐信。信是我起草的,浦老师只作了不大的改动。留日对我意义重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


198866日,世经政所领导换届,有部分同志40人签名致信院领导,认为浦老师一贯廉洁奉公,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世经政所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中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仍然是世经政所所长的最佳人选。强烈呼吁浦山同志继续留任。此事的发起人是我的一位朋友,我只是帮助把信送到每位院领导的办公桌上。这在社科院可能是破天荒的,当然也不会成功,浦老师最终未能留任。


198810月,我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秘书长,直接在时任会长的浦老师领导下从事学会日常工作。我那时经验不多,又常常义气用事,难免惹出乱子。浦老师一方面严厉批评我,又经常告诫我注意政治纪律和工作方法,大概还替我承担过责任(我不能肯定,不过我捅的乱子确实不少)。记得有一次,可能是1992年吧,我把浦老师惹火了,狠批了我一顿,敲着桌子说要撤我的职。我当时没想通,不服气还顶嘴说,撤就撤,我还不想干了呢。结果当然是我想通了,改了,也没撤职,心情愉快地接着干,这一干就是15年。


总之,世界经济模型、留日和学会,这三件关乎我40岁之后人生道路的大事,都有浦老师的关怀和指导。


浦老师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着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我们去看望他时,经常被问起种种问题,并倾听我们的看法。当我们表示出对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信心时,他由衷地高兴;当我们的看法虽与他不同但有一定根据时,他理解并鼓励说:有些道理;当然,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这时常常是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要留待下次再讨论。


浦老师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进步。1997年我买了捷达车。那时新手上路,难免出些过失,但又特想服务。浦老师夫妇是我的第一批乘客。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的驾驶技术较快提高,并能有幸较多的为他们服务。浦老师夫妇对我家人也很关心,经常问起他们的近况。当知道我的儿子在日本大学成绩很好,取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并继续进入MBA学习时,都很高兴。我们一家经常拜访浦老师,成了他家的常客。


浦老师为人正派,从不受礼。要说有例外的话,就是酒。这可能与浦老师的经历和工作有关。据浦老师说,他年轻时在美国就爱喝苏格兰威士忌“红方”和“黑方”。另外,在抗美援朝时,为庆祝停战协议签字,曾与战友彻夜痛饮茅台酒。学会工作中,有时会有应酬,浦老师与王怀宁会长常常带我到各桌敬酒,特别是要与工作人员喝一点,感谢他们的服务。当然,要是来宾中有酒量的,那就气氛更好。我因此有幸与L·克莱茵教授、马尔蒂诺夫院士畅饮过。所以,朋友送给我的苏格兰威士忌“红方”和“黑方”就都陆续转送给了浦老师。此时,我往往从浦老师得到一些回赠,有时是巧克力,也有白酒。其中有一瓶“1915年”型的茅台酒,始终舍不得喝,一看到它就联想起浦老师在朝鲜“浮一大白”的冲天侠气。


200154日浦老师被确诊身患癌症后,从容面对不治之症,以非凡的意志克服病痛,和陈老师一起,配合医护人员与病魔作了顽强的斗争。我在去他家和医院探望他时,亲眼见到他因一次次化疗、放疗及病痛而脱发、体力衰弱,又一次次依靠毅力、乐观和修养较快恢复过来。2002518日,我接浦老师夫妇到我郊区的住所休息。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浦老师精神也特别好,根本看不出他是重病在身的人。他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和我的家人闲聊,还和陈老师到附近小公园散步。李明东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深受浦老师夫妇喜欢,后来被选为浦老师追悼会的遗照。在病榻上,浦老师仍然关心世经政所和学会的工作。当我报告统计室的同志完成了世界经济模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时,他连声说:好,好。在评选2002年会长奖论文时,由于《世界经济》第12期尚未出版,他让我复印了该期候选论文(这几篇文章可能是浦老师过目的最后学术论文)仔细阅读,然后才投了自己的一票。但是,现代的医疗技术却对癌症无能为力,已经不能挽救他的宝贵生命。20021119日晚,我和妻子偶然从朋友得知一种化疗药对癌症有特效。我们欣喜若狂,立刻告诉浦老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浦老师没有答应用药,可能失去了惟一的机会。200212月底,浦老师病重,进食不好,陈老师焦急万分。我们突然想起,他很喜欢我一个朋友孙经理饭馆的野菌汤,或许能够喝一点。结果这位朋友精心烹调的汤竟然起了作用,一度改善了浦老师进食和身体状况,使我们稍微安心。对于病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浦老师对此非常清楚。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的大限到了。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陈老师说我不懂这个词。浦老师就又说了几次,让我明白。2003125日,浦老师精神不好,侧卧在小床上,拉着我的手,呼唤我的名字。我心里非常难过,不知如何为他分担病痛是好,只能向他汇报了昨天几位学会负责人要我转达的问候;他点点头,再也说不出其它的话来。1月底,我去南方出差,委托人大雷达教授照顾浦老师。从电话得知浦老师尚好,稍稍放心。27日上午,我回京第二天打电话问陈老师要不要送汤,好像听见浦老师插话说不用了,就以为浦老师情况尚好而未去。谁知这就是永别!晚上9时,接到陈老师电话,浦老师1915分逝世了。我急忙赶到医院,浦老师的遗体已经送到太平间。在场的有浦老师的两位哥哥、陈老师、我和雷达等人。我真后悔当天未能陪送浦老师的最后一程。由于研究生院的同志来的稍晚,太平间的女工着急下班,我不得不作了点工作,总算没有再出问题。225日,我陪陈老师取浦老师的骨灰盒。在小小的党旗下,在简朴的木盒中,留存着浦老师的一点遗骨。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凌然正气。


我记得,浦老师生前,老余多次与他讨论过如果浦老师不回国,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对中华民族做出更大贡献的事。浦老师也并不否认老余的看法,但是对自己选择并不后悔。我相信,老余的判断是正确的,浦老师也没有错。这就是20世纪的历史。当年,革命的大潮席卷全球,哪一个热血青年能够置之度外!如今,大潮过去了,只有奔腾不息的浪花拍击着海岸,仿佛叙说着大海中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陈沙


20031213 初稿


                                                  20040110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