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会长致世界经济学会会员的一封信
内容来源: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文章作者:admin 发表日期:2007-10-09 阅读次数:

 


为设立浦山世界经济学论文奖致世界经济学会会员和各界人士的一封信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余永定


 


时光荏苒,深受世界经济学界同仁尊敬的浦山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为了纪念浦山教授,世界经济学会决定设立浦山世界经济学论文奖。设立浦山世界经济学奖不但是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研究的发展;而且是为了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浦老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40年代浦寿山(即后来的浦山)博士是与克莱茵、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50年代中期,浦老重返经济理论研究。但是,他已经永远告别了西方经济理论前沿,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研究。浦老在1972年所撰写的关于不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发展新趋势的论文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进展。在70年代末浦老和世界经济学界的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后来他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浦老“述而不作”,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也大都用的是笔名。80年代以后,尽管浦老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但他依然不太愿意动笔。因而,除了浦老的老友和少数一些同他十分接近的晚辈外,学界的大多数人对浦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始终不甚了了。浦老生前告诉我,熊彼特当年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在25岁(也许是23岁,我记不清了)之前不能创新,25岁之后就不可能创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大概是早就辉煌过的浦老在重返经济理论界之后懒于动笔的原因之一吧。


 


浦山教授在上世纪40年就学于密西根大学,专业是经济学与数学。其后在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攻读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早在1945年就是共产党员的浦山教授回国参加“抗美援朝”。在中美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浦山上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浦山教授的好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莱因教授曾回忆道:“我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读到 ,朝鲜停战谈判中出现了这样一位参加者,他英语纯熟,在严肃的英语文学上训练有素,经济学知识非常广博。我马上想,这个人不是浦寿山又能是谁呢?” 在朝鲜停战谈判仍在进行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派飞机把浦山教授接回北京,向他征求某重大问题的意见。后来浦山教授成为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跟随周总理参与了共和国早期的大量外交活动。


 


当一位受过最完善的中西教育,充满报国理想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突然降临。同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精英一道,浦山的名字在那些熟悉他,对他报有极高期待的朋友中间消失了(克莱因教授曾多次同我说,浦山是他们一群人中最年轻、最优秀的一位)。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得到知道浦山这个名字的机会。在80年代的国际会议上,我常常诧异于在国内并不知名的浦山教授在国际上竟是如此知名。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和华人经济学家都曾对我说,如果浦山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一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浦山的严于律己是全院闻名的。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浦山到美国教书。回国后数万美元收入悉数交了党费。在历次出国中,所有收入也一律上交。1985年我同浦山同志一道访问日本。一回国,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日本的收入(稿酬)全部上交没有。我告诉他,根据国务院文件,我可以保留一部分收入。他不肯相信,直到我把文件拿来念给他听,他这才作罢。90 年初,他再次到美国讲学,又再次把相当部分收入上交。一直到80年代末,浦山夫妇一直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不足100百平方米的3居室单元。直到去世之前,浦老夫妇居住条件的唯一改善是由与别人合住改成自家独住,由住在第五层搬到了第三层。外交学院内的老楼没有电梯,而浦老由于腿病再也爬不动五层楼了。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想拜访浦老。浦老婉拒的方法很简单:“你爬得了五层楼吗?”


 


浦山在1970代末复出之后,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当国际金融界正在等待这位杰出的学者外交家出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董的时候,浦山却悄然回到了学界。当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在关税与贸易组织合法地位的谈判时,浦山应邀成为外贸部“复关”谈判的顾问。198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时,浦山被邀请成为了他的外事顾问。在80年代我经常陪同浦老参加外事活动。浦老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幽默感和纯熟的英语,无不给见过他的外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浦老和外国对手的辩论中,浦老从来没有处过下风。你可能不能接受浦老的观点,但你找不到浦老的逻辑漏洞。即便是那些政治观点与浦老大相径庭的外国学者和官员也对浦老也尊敬有加。有一次,在同一位外宾谈话的间歇中,浦老暂时离开会场。会客室里只留下我和那位客人。这位重要国际组织的总干事望着浦老渐渐离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对我说,“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我们非常不同、浦老从来都是敬谢不敏的华人学者对浦老的评价是:这是一位真正的gentleman。每次同浦老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集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领导而感到自豪。这也是当年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人员的普遍感觉。


 


在初期,我并不清楚浦老的哈佛背景,我们谈论的大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政局经济格局之类的问题。后来一次在讨论我的一篇论文时,浦老狡黠地一笑,突然问我,“你假定收入在工资、利润完全分配干净,其理论前提是什么?” 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他对那些他所称之为“垃圾”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外行。80年代中期的一天,所里讨论股票市场问题。发言者云山雾罩,听者一头雾水。听众中的浦山所长可能实在不耐烦了,于是开始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关于股票市场的启蒙教育。我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第一次听到“margin”的概念。“曲高和寡”,在形式化的经济理论的掌握上,浦老同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差距太大,我们甚至不能判断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多次要求浦老让我拜读他的博士论文,但每次都遭到拒绝。他总是说,那些是Rubbish,不值一读。浦老去世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半个多世纪前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读完论文,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克莱因等经济学大师对年轻时代的浦山如此赞不绝口。在论文中,浦山建立了一个考虑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运用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给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可能影响。而后浦山又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分析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克莱因正在从事把凯恩斯理论模型化的工作,而浦寿山所做的则是把熊彼特关于技术进步的一些重要概念同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这篇论文中,除内升技术进步等概念,浦寿山还讨论了集总、预期等等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同克莱茵的工作相比,浦寿山的工作更为困难。但浦寿山取得了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成功。从浦寿山的论文中可以看出, 50-60年前的浦山不但谙熟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和当时的各种最新理论成果,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萨缪尔逊所开创的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当年浦寿山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等等。这些数学工具,即便在今天,对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难于掌握的。为了撰写这篇序言,我最近又反复阅读了浦寿山的博士论文。坦率的说,直到现在我也未能透彻理解浦寿山博士论文的全部。我现在所能说得是,浦寿山博士论文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在把技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所给出的一个形式化的经济周期模型。在经济文献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形式化理论汗牛充栋。但是,浦氏创新-周期理论则是“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


 


当初熊彼特对浦寿山试图把自己技术创新-经济周期思想变为一种严格的形式化理论颇不以为然。大概他不认为这种尝试会获得成功。出乎他的意料,浦寿山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于是,熊彼特竭力劝说浦寿山留下来一同发展他的理论。但是,浦寿山毅然决然地走了。当浦寿山-现在的浦山重新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以后了。浦寿山所开创的研究路线早已被经济学家们,包括浦山自己所遗忘。这真令人扼腕。我衷心希望,经历过IT革命冲击,对经济创新的兴衰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经济波动有切肤之感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能够完成浦老未竟的研究。


 


浦老是一位为自己的信念而生的人。他不愿意谈论自己,也不在乎人家对他有什么评价。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我还是要说,浦老是我们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浦老在生前把一切都交给了党组织。当他身患绝症的时候,浦老的家人不得不通过种种办法为浦老筹集医疗费用。浦老去世之后,浦老夫人陈秀煐把浦老家族为浦老治病所筹措而未用完的10万人民币悉数捐给了世界经济学会,希望世界经济学会能用这些钱做些有用的事情。经过反复考虑,世界经济学会决定把这10万元作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种子”资金,希望世界经济学会会员能够学习陈老师的榜样,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建立尽一份力。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老一辈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面对重重困难和种种诱惑不懈怠、不放弃,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为在学界树立良好的学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建立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努力一定能够得到世界经济学会同仁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