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的两岸经贸关系论坛”综述
内容来源: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文章作者:admin 发表日期:2008-03-04 阅读次数:

                    
                          
“世界经济中的两岸经贸关系论坛”综述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厦门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世界经济中的两岸经贸关系论坛”于2007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实践大学以及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等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大会主席台

          

                                  会长余永定演讲

          

                                与会代表认真听会

   论坛围绕“国际视野下的专题研究”、“泡沫经济与台湾经验”、“两岸金融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两岸贸易投资关系”等四个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现将这次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际视野下的专题研究
   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视野来审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两岸问题,可能为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在此专题下,与会专家围绕“对新形势下两岸经济关系的思考”、“台湾经济发展如何面临未来的挑战”、“两岸在参与全球化中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来自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刘震涛教授认为,两岸经济关系能走到今天,归功于始终坚持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条主线,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以及大陆对台商的待遇、设立台湾事务办公室,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建立的协商机制、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而今后的发展更要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加强各有关部门与台资企业的互动。来自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萧代基教授指出,台湾近年来经济成长动能不足,其原因除了台湾仍执著于旧思维而未能彻底改革、加速升级转型之外,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是问题的关键,2001年出现的自90年代以来台湾唯一经济增长率为负就是“时间不一致性”后果的典型表现。与其他三小龙和欧洲三小国(荷兰,爱尔兰,芬兰)比较,台湾的优势主要反映在人才、制度、区位,以及台湾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深厚的经济关系上,因此,台湾应该选择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及“小而美”的政府,才能加强厂商对政府的信心,从而达到经济的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的丁一凡教授认为,台企在中国大陆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且对台商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互动。他认为,作为最早进入大陆制造业的台企熟悉世界市场、有一定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他们对大陆最终加工业的发展乃至后来“一条龙”生产过程的建立都有很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在以电脑为主体的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上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同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服务于台企走向世界,他们不仅可以利用大陆市场的规模效应来练兵,利用大陆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扩资,还能建立起“在台湾地区以营销、接单和研发为主,在大陆地区以生产和出口为主,在香港等地则以接单和财务调度为主”的区域性分工体系,以有效利用两岸三地的经营优势。

二、泡沫经济与台湾经验
   此次论坛特别关注了台湾在泡沫经济时期所得到的教训和经验。
   来自台湾实践大学的张春雄教授回顾了台湾1945年以来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历程。他认为在46年的台湾民营银行发展过程中,失败率高达42%,而其失败的主要因素在于“人”。由于各银行负责人多是房地产业或政治人物出身,其显著的投机性和冒险性造成了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急功近利、忽略风险管理,为人为舞弊留下不少空间。同时,政府对于银行业的过度开放和监督不力,则是莫大的政策失误。因此,总结台湾金融业自由化的经验,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趋势下,金融制度的健全、金融纪律的强化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均为政府监理单位责无旁贷之职,必须做到效率与纪律双轨并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霍德明先生则分析了台湾经济发展对金融的贡献。他认为,“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金融结构”,因此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他分析说,在1986-1990的台湾泡沫经济时期,人均资本存量的逐年上升大幅增加了全民财富,促进了1994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并支持信息电子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由于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资金分配到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地方,而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依据则是产业结构,因此,正是产业结构的发展需要带动了金融结构的变动。将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大陆时,则必须考虑到大陆目前存在的巨大的地区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单纯的汇率调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不能整齐划一,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调整应该使其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天津财经大学刘恩专教授以迪拜模式、台湾模式和美国模式等案例研究为重点,对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发展历史进行考察,以探寻其运营模式和功能演变对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借鉴意义。具体到台湾辟建自由贸易港区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其数十年经营出口加工区的经验积累,精通自由贸易港区运行与管理的专业队伍,缜密的、高度专业的运行方案设计,合理的功能规划和理性的产业选择,高度自由的管理理念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台湾模式的启示是,在进行自由贸易港区的设计和建设中,要从整体规划、全面布局、目标明确,要植根亚太、面向全球,从全球运筹管理角度谋划自由区并突出吸引营运总部的功能,要有明确、具体的功能定位,要进行缜密、高度专业性制度设计,要建立精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而至关重要的要保持良好的政治环境。
   关于大陆目前存在的资产泡沫和宏观经济问题,与会专家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博士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经验显示,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经常会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信用急剧膨胀和收缩、真实经济的大幅波动,有时还会伴随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是社会不安定。基于未来现金流折现的传统资产定价模型很难解释80年代的资产价格的上升,在个别资产价格泡沫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推进了泡沫,构成当时全球资产价格上涨的主要解释因素则是信用的泛滥,而金融自由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也正面临着快速的资产价格上涨,但近两年中国在货币供应方面显示出一定的周期特征,银行信贷也相对平稳,因此按照国际经验来看,目前还没有发现资产价格的上涨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即使资产价格本身存在泡沫,也尚不足以对金融部门和真实经济运行构成严重冲击。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从当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股市泡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九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孤立的、一次性的,应该引导大众形成3%~4%的合理通货膨胀预期,而不致使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形成互相恶性影响。他认为,当前中国股市存在严重泡沫问题。从日本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单纯以“动态市盈率”这一指标判断股市是否有泡沫存在误区。他指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过高有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和经济下滑。他反对“牺牲一点通货膨胀来缓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历了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当年麦金农(McKinnon)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判断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今天人民币升值是必要的、是利大于弊的,升值不仅可以抑制通货紧缩,又能使人民币有更大的灵活性。利率平价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成立,而在中国大陆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条件下,不能成为我们当前汇率和利率政策的指导方针。而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方面,加快资本自由化步伐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不是为了减轻升值压力,而是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吸取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教训,资本管制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完成,我们才能谈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三、两岸经济金融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
   一般情况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密切会促进金融领域的合作,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岸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却迟迟没有大的进展,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邓利娟教授分析了海峡两岸金融往来的困境,她认为,现阶段两岸金融往来中主要存在着两岸货币兑换与清算问题、两岸互设金融机构与两岸金融监管问题以及大陆中小型台资企业融资问题。而分析造成两岸金融往来困境的原因,台湾当局的政策法规限制是两岸金融往来的最大障碍,虽然开放岛内金融机构赴大陆设立分行、子行已有所谓法源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台湾当局仍有政策加以限制;同时,大陆相关政策的主动灵活性不够也影响了两岸金融往来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对两岸货币兑换试点工作较保守滞后,对台湾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设置偏高等方面。要突破两岸金融往来的困境,不仅要积极做好台资企业的金融支持,推进较完善的新台币兑换与流通机制,试行建立民间性的两岸货币清算机制,还要降低门槛使更多台湾金融机构得以进入大陆市场,并尽快建立两岸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机制。
   日本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凌星光教授分析了台湾经济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认为建立东亚共同体具有美好前景,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急剧扩大、东盟10国和中国的带头作用、日本的态度将从破坏转向合作、朝鲜问题的缓解对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促进以及加深两岸关系可以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等因素的影响所致。而在建立政治和经济的两岸良性互动关系方面,需要两岸有识之士在当前维持现状问题上取得共识,召开有海外华侨华人学者参加的会议探讨两岸合作步骤以及探讨东亚共同体问题。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勤教授认为,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东亚地区难以形成以大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在这一特殊条件下,东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和核心。在东亚区域整合中,鉴于由投资带动的产业内贸易已构成海峡两岸贸易的主流,双边产业转移和承接已逐步形成以垂直分工为主、兼具水平分工特征的互补性产业分工格局,两岸经济初步显现出功能性一体化的特征,从而构成了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基础,因此,走“两岸经济一体化”之路是台湾防范边缘化危机、融入东亚区域整合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两岸经济一体化因政治的干扰而无实质进展,则由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格局中处于核心地带,东盟将成为台湾企业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地区。不过,从目前投资环境看,中国大陆要优于东盟国家,这也是近年台商投资大陆多于东盟国家的重要原因。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盛斌教授介绍了他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可行性研究项目的最新成果,对于此项目的由来与进展、FTAAP的政治经济分析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反应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四、两岸贸易投资关系
   两岸贸易投资关系一直是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和热点问题,尤其关注中国入世以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入世以来的几年中,经济互补性推动两岸双边贸易规模成倍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大陆产业政策和管理措施的调整、大陆民营企业和东亚区域经济的竞争等环境的变化,近几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呈下降趋势。
上   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林钰教授认为,台湾现行政策对大陆商品输入的限制,使得大陆优势商品难以更多的进入台湾,发挥其竞争力,结果造成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双边贸易也呈现出很强的同构性。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的黄建忠教授认为,目前两岸经贸发展的良好状态是在台海局势稳定的背景下,大陆单方面对台贸易开放的结果;一旦大陆单方面采取政策限制,不但会使两岸贸易依存关系严重受损,而且势必导致岛内经济发展衰退;若台当局获得了较大的进行对外贸易流向调整的空间,则上述情况会有所改善,但依然会低于目前状态下的两岸贸易发展给台湾带来的福利;就目前台湾对外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台当局短时间内还尚不足以有能力对其进出口商品的地区流向形成较强的控制力,这将使台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成为必然。因此,对台长期的高位开放政策是台湾经济保持平稳的重要条件,它会持续增强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性。台当局解决岛内经济困局的最便捷政策是扩大对大陆的开放,但其必然导致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这将迫使台当局走向“政治弹性”与“经济刚性”相互组合的对大陆政策路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世界经济与东亚地区地位的变化,为海峡两岸经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对此,福建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马元柱研究员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和海峡两岸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是东亚经济发展格局近十年以来最新、最重要的特征,而中国大陆经济正在形成东亚经济稳定发展中的新的核心之一。考虑到中国大陆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全面接轨,以及台湾、大陆均与美日两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两岸有必要推动制度性经济一体化进程。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黄梅波教授认为,目前两岸经贸关系正处于由功能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的转变时期。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构建,首先,要明确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坚持“九二共识”。其次,两岸经贸合作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区域选择上,可优先选择海峡西岸经济区特别是福建(厦门)地区作为两岸经贸合作的试点;在一体化层次上,可先考虑比较易行的两岸次级自由贸易区;在产业选择上,优先选择两岸具有互补优势且具有合作基础的产业进行;在模式选择上,考虑两岸的政治现实状况,两岸经贸合作可按照民间、半民间、政府合作的模式次第进行。最后,两岸经贸合作必须考虑台湾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方面,必须坚持政经分离,避免两岸经贸受到台湾当局的干扰。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岛内社会集团力量,积极培育有利于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积极因素,最大程度地降低阻碍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消极因素,及早推动两岸经济融合,从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厦门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孔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