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何去何从”研讨会召开

　　2021年7月15日，《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全球通胀何去何从”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大宗商品，美国和中国的物价走势及其背后的逻辑和支撑因素，从需求、供给、政策多层面，短期、中长期广视角进行了充分讨论。

　　图1：研讨会现场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的发言以“中美通胀现状、对比及前景”为题。美国通胀显示的是短期供需错配加大压力，更多为结构性错配；美国存在阶段性就业摩擦，未来服务业修复是亮点。近期美债利率走势背后的政策因素是利率走廊上调及点阵图变化促使市场“卖短买长”；交易因素超调与空头回补；基本面因素通胀预期回落占主导，但实际利率大幅为负与当前环境不匹配。美国的政策刺激力度和方式不同，更多依靠财政。美国以国家负债向居民转移支付，保护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的M2增长主要靠信贷扩张，之后还本付息负担开始增加，消费刺激力度不强，市场担心信用违约。也许未来十到十五年，美国滞涨难以避免，但近两三年内通胀无大事。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发言围绕“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和市场逻辑”展开。美国创造需求，中国创造供给的全球再循环逻辑仍然在演绎，美国需求扩张带来通胀上行，而中国的新变化在于外需热、内需冷、供给限。外需热体现为发达经济体接近全民免疫后，需求有望进一步走高；内需冷指的是国内政策的强力紧缩（尤其是财政政策）抑制了内需增长；而供给限是国内供给瓶颈全面浮现。全球总需求扩张给全球带来通胀压力，叠加中国供给瓶颈的收紧助推了通胀压力，使得后疫情时代通胀复归。不同于过去十年的历次经济下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给约束，资产价格走势与以往不同，预计利率下半年进入震荡状态。预判美元指数处于底部振荡状态。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从三个层面解读需求的持续性：疫情造成的积压需求的释放不可持续；疫情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降低了人类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使得消费倾向和投资意愿受到抑制，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人类承担风险的意愿最终会恢复正常，消费倾向会重新回升；疫情对人类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伴随疫情的缓解，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效应将出现反向变化。而供应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疫情导致经济供应能力下降、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持续扰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推升了工业生产的成本、蓝领劳动力在疫情后对工作和休闲的思考可能影响劳动力供应。综合供需层面的变化，高善文认为通胀压力大多是短期性的，美国商品价格、PPI的短期高点很可能已经过去。但是未来两年供应链的扰动、供应能力无法及时恢复的压力仍然存在，通胀中枢会处在较高的位置，最终通胀会逐步回落。如果出现了通胀的尾部风险，那么中央银行的应对至关重要，及时进行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有助于避免恶性通胀的发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缪延亮在圆桌讨论中提出，分析通胀应该看信贷。财政货币的框架发生变化，财政主导的政策刺激向底层群体倾斜；不平等的潮流出现逆转，消除不平等的政策会传导至劳动力市场；疫情的潜在疤痕效应不容忽视，从而对供应链造成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强调疫情是结构变化的加速器或者“破产加速器”。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价格温和回升有利于经济复苏。美国通胀基本可控，对经济复苏是利好；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内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整降低真实利率，支持消费和投资增长。建议在美联储加息之前尽量用足中国货币政策工具，趁窗口期尽快地把利率降到更低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永中研究员从大宗商品价格入手，分析能源类、农产品、金属类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展望未来走势。目前大宗商品价格还未完全统计到CPI中，主要通过原材料逐步影响传导至下游终端产品。总体来说大宗商品的价格传导过程比较缓慢。未来通货膨胀的长期影响因素还需关注碳中和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立晟副研究员认为疫情加剧了中美的增长和通胀周期分化，增长的先后关系和不平衡导致了通胀上行相对来说没有形成太大的压力，当期通胀水平的上升说明市场对通胀的容忍度较高。

　　（根据会议内容形成的完整文章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崔秀梅供稿）